汪洋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导读】近年来，世界格局深度演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模式转型期。社会上升渠道日渐收窄，青年人愤懑于“内卷”式的无效竞争，又在身不由己的无力感中以“躺平”自嘲。理想主义和个人追求，似乎变成了一种虚妄的幻觉，迷惘中的青年人被敦促着向他们所抗拒的“现实世界”妥协。

然而，在同样的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试图回应时代变局的新实践。《文化纵横》去年第1期“内卷之外”，正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远方”的青年人，开始尝试在整体失活的社会现状中，发掘属于这一代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是青年土木工程师曹丰泽。他在《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不甘于“内卷”、前往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心路历程与所见所闻。他对自身经历的省思和总结，不止“清华博士去非洲”的醒目标签，更体现出当代青年所继承的进取、向上、开拓、建设的精神。

在新书分享会上，曹丰泽从个人经历出发，围绕多个主题，试图探讨“在当今这个剧变的时代里，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捍卫自己摇摇欲坠的价值”。回顾既往的驻外经历，他的实践指出了一条更多元、更交叉的人生道路，却也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新疑问。“非洲”或许是短期的解决方案，但再多的“非洲”，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面临的价值问题。尽管尚未寻得确定的答案，但在当下，阅读青年的故事、理解青年的焦虑，或能成为一枚透视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棱镜，激发读者对自身意义与人生选择的思考。

本文是曹丰泽于万圣书园举行的图书分享会后进行的记录，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理想与行动：当代青年的困惑与选择

——《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图书分享会

曹丰泽

六月底，我的1200亩大豆种子陆陆续续地发出嫩芽，在东北冷涡的浇灌下一天一个样儿地茁壮成长，我也终于放下心来，得以离开我这座位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双城子附近的简陋农场，回到五道口。这种交织着希望与不安的心情把我带回到了2021年盛夏。那是在我博士毕业、离开生活了九年的海淀前往非洲的前一天晚上，朋友们在一家叫做“法国小超市”的酒馆为我践行。当时的我已经受够了北京的都市生活，车水马龙的一切令我极度厌倦，但唯独有两个地方让我割舍不下：一是这座酒水齐全，价格公道的“法国小超市”，二就是万圣书园。

朋友们疯狂点头表示赞同。在一个热爱读书的学院路学生心中，万圣书园有着某种特殊的崇高地位，这里就算不是天堂，至少也是通向天堂的巴别塔。平素生活拮据的学生只要进了这个门儿，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消费欲望，花光半个月的生活费，疯狂地购进一箱箱让人欲罢不能的奇怪话题。在我的印象中，它们有讲苏联的外宾商店的，有讲分封制王朝的农业制度的，有讲黑山共和国官员的民族构成的，有讲北极科考的，有讲北大西洋涛动是如何影响文明兴衰的，还有讲两千年来的欧洲色情行业发展史的，旁边不远处的那一本则详细地介绍了东正教仪轨。

我长叹一声。此去非洲，山水相隔，再回来已不知是何年月，而前方也不知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被万圣书园的书架饭来张口了整整九年，突然离开，我害怕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些什么。当然，到了非洲之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资格拥有这些幸福的烦恼，繁重而琐碎的工地工作占用了我全部的精力和情绪，赤道酷烈的日照剥夺了我思想中的高级需求。在极其偶然的闲暇中，只有最低俗，最直接的短视频才能勉强刺激我的情绪。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万圣书园和非洲工地，构成了我人格中不可分割的两面，前者让我拥有思考的能力，后者则让我的思考得以以实体的形式客观存在，而非飘在虚空的逻辑当中。当我身处非洲之时，我很难深入地思考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每天只是晕头转向地工作，生活，吃了就睡，直到回到东北亚，烈日被地球的阴影遮蔽，我的高级需求才重新苏醒。我欣慰地发现，我体内的那个万圣书园还没有死，足够长的黑夜重新激活了它，让我得以迫不及待地把我在非洲的时光遵从某种逻辑地记录下来。就是这本《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东方出版社对我的非洲故事十分重视，主编王学彦老师对这部书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反复修改调整，最终让这本书在2025年春天得以顺利问世。

因为种种原因，我起初并没有对这部书抱有太高的期望，只要它能拿到版号，顺利出版，让有缘的读者看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因此，当我得知最终是万圣书园承接了我的图书分享会时，我欣喜若狂。能在万圣书园发布自己的书，是我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做梦素材。当它照进现实时，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能够描述这种心情。

发布会以《文化纵横》杂志的主编陶庆梅老师与我的对谈展开。陶老师是我在写作方面的伯乐，最开始是她邀请我在《文化纵横》上投稿，讲述我在非洲的种种故事和思考，从此我才走上了写作之路。《文化纵横》是严谨的学术期刊，这一度让我感到十分讶异，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我的经历写出来会是有严肃价值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会写作”的。

因为前期的宣传较少，所以我没敢奢望现场会来太多的读者，但实际前来的读者数量远超我的预期。不仅几十个座位上坐满了人，大厅的后面也站满了人。据万圣书园的工作人员说，一场活动能来这么多人在过去是少有的。他们中许多是学院路的学生，还有不少是专程从外地远道而来的读者。

丝毫不意外的是，来现场的绝大部分读者都是男性。我对此早有预期，因为我之前的所有演讲、采访活动、播客节目等等线下活动的观众，包括我本人的视频公众号粉丝，男性的比例都超过70%。这让陶庆梅老师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通常的图书类活动中，女性参与者比例都是高于男性的。我想，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和女性感兴趣的议题客观上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别，但我们或许至少应该尊重并承认这些不同的客观存在，不论这些不同是先天造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

也正因为如此，整个活动的全过程，从陶老师与我的对谈，到观众的提问，再到签售环节，都沉浸在一种极度轻松的氛围中。我仿佛置身于一群兄弟们的酒局当中，嬉笑怒骂，信马由缰。陶老师对此颇为紧张，生怕我口无遮拦，不慎说了哪些多余的话，造成什么麻烦，屡屡帮我来打圆场。我们尽量避免去谈论过于宏大的议题，而是尽可能地多关注具体的事儿。

其实在我看来，长达两个小时天马行空的对谈与交流中，虽然我们涉及的话题从非洲到远东，从青年到历史几乎无所不包，但归根结底，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当今这个剧变的时代里，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捍卫自己摇摇欲坠的价值？这是一个过剩的时代。在物质生产上，人类正在飞速地摆脱对人力的需求。俄罗斯远东的中国农场主每人能够经营上万亩耕地，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盈利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一户的中产阶层生活，那么那些家里只有几十亩甚至几亩田地的小农生产者自然而然地就被剥夺了劳动的价值。全自动汽车工厂里的机械臂效率比人手高上几倍，而且不怕毒气，也从不会劳累，那打螺丝的流水线工人也就自然被剥夺了劳动的价值。在AI浪潮的冲击下，那些原本自以为能够靠“了不起的头脑”而关起小楼成一统的知识分子也惊恐地发现，水已经没过了脖子。Deepseek可以以比我们快几百倍的效率来生产各式各样的公文和稿件，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岗位都变得越来越像是在以工代赈。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比一般的劳动者还要更加严峻，因为物质生产者劳动的价值相对明显，比如卖早餐的摊贩，他做的包子对社会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原本就很难衡量。如今再被ai冲击之后，“A4纸雕花”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就会陷入“我的工作究竟是不是以工代赈”的怀疑中。

明天将往何处去？在现场的讨论和提问中，大家的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来自于这里。但其实，我与在现场的各位读者一样迷茫。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普适的，通用的解，可以解决每一个人面临的问题。短期内，“非洲”——或者说更加下沉的、交叉的、多元化的人生选择，或许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青年的发展困惑，让更多的青年在击破一个个信息差与资源错配的努力中找到价值。但是，在长期中，即使是再多的“非洲”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所有价值问题。在当今社会，不论是物质的劳动还是精神的劳动，不论是无差别的劳动还是差异化的劳动，都越来越多地可以被机器替代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人，都注定要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无用的人”。如果我们仍然固步自封，坚持用劳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那许多人的价值就注定要被剥夺掉。或许，我们是时候出发，去寻找一种方式，能让人的价值超越“劳动”和“生产”而存在？

然而我终究不是一个心理医生。我甚至无法解决自己的迷茫和价值困境，遑论他人。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貌似深入地交流完，互相鼓励，互相宽慰之后，走出这个门，回到人潮汹涌的五道口，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困境又注定只能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来面对。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海淀还是非洲，其实都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因为想通很容易，而想开很难，那背后都必然无法避免看不到尽头的无效劳动，痛苦与挣扎。

让我们就此别过，各自上路吧。我们都还有好长的路要走。